你的面前放了一本书，封面上四个字：《地球 祖国》。有兴趣翻开它吗？
我不会。我会想，这大概是一位环保人士写的，此人的文风必定是忧心忡忡的，用许多数据、许多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告诉我说人类命运是个共同体，爱护地球要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。或者，我会想，这是一本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，为的是端正他们对世界的看法。
然后我注意到书侧有一行小字：“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”。怎么？写这样一本“科普”书，还需要劳烦“思想家”吗？
还真需要。有一位法国学者，在此类主题前随时待命。他就是埃德加·莫兰。《地球 祖国》是他和一位名叫“安娜·布丽吉特·凯恩”的合作者一起写的。这本书是典型的莫兰作品，让你看到，法国学者里还有如此“高屋建瓴”的人物，从书中看不出他的“专业”背景和达到的高度，而只能看到情怀：对地球、人类和未来的情怀。
在全书的“结论”中，莫兰写下了如此的句子：
“一旦发现了人类与自然组成的命运共同体，人类便担负起了对大地的责任……从此以后，人类将不再统治地球，而是医治地球的疾病，居住在地球上面，对其进行护理、耕作。人类应当对地球生物圈进行合作调节。人类拥有强大的力量，而且这种力量还会增长……”
“到本世纪末，我们开始发现地球系统、‘大地女神’、生物圈、地球在宇宙的地位和地球祖国。我们每个人的系谱和身份都具有地球性质。我们起源于地球，以地球为生，生活在地球上。我们属于地球，地球也属于我们。”
这是口号，是宣言，还是思想？埃德加·莫兰能算是一个“思想家”吗？
看一看上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“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”的篇目，有大名鼎鼎的福柯的《知识考古学》，有科学哲学家巴什拉的《梦的诗学》，有汉学家弗朗索瓦·于连的《迂回与进入》，有文学批评家勒内·基拉尔的《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》，还有神话学家杜梅齐尔、希腊文化专家韦尔南、符号学家罗兰·巴尔特……放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旁边，莫兰的《地球 祖国》都显得“不专业”。
这本书也毫无悬念地成为丛书里最不受重视的一本。但是莫兰写这样的书，写了远不止一本。
他有着极其漫长的思想—写作历程。2021年他过100岁生日时，众多媒体给他送上的肯定，离不开一个词：连接。莫兰总在关注新问题，新的“当下事件”，因此他常用政论、社论的形式，“拈取”种种自己需要的话题、信息、知识，连起来写成文章。当连接达到某一高度时，就可以说，他在智识上的抱负如同一个搭桥者，总在告诉各个学科领域的人，乃至学术圈之外的人：我们是整体，彼此不能分，正如“我们属于地球，地球也属于我们”。
一种宏大的“人类学”
莫兰常被称为“人类学家”，但一般说起“人类学家”，你想到的都是“田野”，是那些和边缘人、乡下人、土著人混在一起的学者形象，如果在城市里做研究，那么他也多半要确定自己的考察范围：上班族、移民、中学生……诸如此类。但莫兰这位人类学家却是真的在谈“人类”的。《地球 祖国》里就字字句句离不开人类。他早年的书，也就是在二战之后出版的书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为了“理解人类本质而写”。
但“人类”是个抽象的词，研究“人类”总得有具体的样本。莫兰的样本是德国人，他说德国本来是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度，之后信仰了希特勒，然后又抛弃了信仰。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似乎通往“历史心理”的方向。他还是要寻求宏大，要把自己关心的“人类”的“规模”保持住——而他竟还做到了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他出版了一本书叫《人与死亡》，探讨“人类”面对的死亡问题：人们都怕死，但人们却又愿意为家庭、祖国献出生命，这是为什么？
这本书至今都是他最好卖的作品。然而他构建的核心问题，似乎不是一个足够深刻的问题；它貌似不值得在高等学府开一门课，写成一本专著，而适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去做一堂演讲。莫兰幸运的地方在于，他的这种“人类学”路径，得到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肯定，他们聘他入职，却又给他完全的自由，让他不必在某一专业领域“深耕”，而是在各学科间“游走”，尽可以做那些杂论型的研究和写作，满足他对做“宏大”的工作的愿望。
这“游走”带来的效果就是“连接”，而莫兰也逐渐开发出了自己作为一个会议组织者和“参会者”的能力。他以一个搭桥人的身份，围绕某一热点，就可以邀集一批各学科领域的人，一起来开会议事。莫兰的很多作品，也确实来自会议发言。最有代表性的一例，就是1973年他组织的罗亚蒙研讨会，那正是一个事关“人类”的会议——人类和动物之间的距离，当时正被缩短。会议上，古生物学家、灵长目学家、儿童心理学家、医学专家、历史学家，等等，都被请来各说各的发现，而莫兰在这个会上的发言，也很快衍生出他的一本代表作《失落的范式》。
20世纪70年代正是控制论、系统论、熵理论等兴旺的时期。这些理论所针对的焦虑，一是关乎增长能否持续、能持续多久，二是关乎学科细分带来的世界的碎裂感。莫兰对此有自己的问题意识：知识越来越多，分工越来越细，“专家”各管一摊，一个人如果研究神经元，那么他无需懂历史；一个人搞历史研究，他不用去关心生态学……在知识的土壤里进行各种深耕的学者，加深了世界的细碎感，而那种更早、更整体的东西，则越来越稀少。倒不是说人们无法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那么“博学”，人们缺少的，大概可称为“智慧”。
莫兰想去做这件重焕智慧的事情。他着手发展的一种理论，叫做“复杂性”。它大大借用了系统论的观点，立足的理念，是把事物、知识、学科进行系统性的看待，把它们连成整体。然而，你打开莫兰的《复杂性思想导论》，翻看目录，就会产生疑问：导论应该是理论著述，却很像演讲，似乎作者是在面对许多在场者的情况下，针对疑问一一作答。
在目录里，你会看到“行动也是个博弈”“准备对付意外之事”“需要真诚和团结的共生精神”这类题目，每个题目都只写两三页就结束了，这使人感到，莫兰的读者更像是那些业界人士，或政府官员之类的社会要人。他们不是纯读者，而是带着评估之心来看待在台上演讲的莫兰，思考自己正在展开的业务里，是否有些地方能用上莫兰的观点。
用复杂性反对简单化
“复杂性”，这个词本身就很适合在那样一群人中传播——正如今天所谓的“第一性原理”被一群有识之士变成口头禅那样。莫兰基于自己对各种“学科”的了解，在导论中说，我们的认识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一定是选一些有意义的材料，而不选那些对自己而言无意义的材料。所以，我们的操作总是有如下动作：区分、结合、建立等级、中心化，也就是说把某些东西确立为中心，其他的东西处于附属，进而组织起论述。
然后，他举了两个很有意思的例子，第一个是关于地心说和日心说的。他说托勒密和哥白尼都看到了太阳，但是一个把脚下的大地看作中心，太阳是附属，另一个反过来，把太阳看作中心，地球为附属。两个人从而建立起两套截然不同的宇宙观。第二个例子是古拉格群岛。他说，有的人把古拉格看作中心，认为它暴露了极权主义的本质，有的人则把古拉格放在边缘，作为附属物来看，认为它并非根本，而是一定时期的特殊产物。
这两个例子，一个算是天文学，另一个事关政治与社会。它们都浅显易懂，莫兰的结论是：必须采用复杂性视角，否则，就会对问题给出简化的回答。
这番看法是触及根本的。莫兰用复杂性来反对简单化，他说，人们思想中的简化趋势，是一种“现代病理学”。问题就在于，人都是有着表达欲的，有了发现就想表达出来。而莫兰似乎是在告诫想要表达的人，你说出来的东西必然是经过剪裁的，是符合你自己的趣味和观点的，所以，如果要表达，就得补上一句“本理论有待复杂性思维补充和纠正”；反过来，如果要接受一种表达，那么就得带着复杂性思维去接受。
此外，那时有关“范式”的争论已然兴起，莫兰借用了这个概念，来谈“改变范式”：真理并非唯一，而是取决于范式，改变了范式，就能发现不一样的真理。
法式未来学家
莫兰的书，摆在其他著名法国思想家的作品旁边，显得很特别。看列维-施特劳斯的书《野性思维》《忧郁的热带》《神话学》，你会觉得，这才是一个“人类学家”写的书，有细密如针织的文笔。那一代法国学者，深受结构主义影响，都以晦涩著称，善于创造概念，如布尔迪厄，创造了“惯习”“文化资本”“场”等概念，随着他的理论的传播，被越来越多人使用；如福柯，他的“规训”业已进入大众话语，受他启发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能体会到各种结构性“权力”；再如巴塔耶，他对“过剩”的感觉，丰富了对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认识；当然还有德里达，不管是“解构”还是“延异”，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人们谈论问题的方式。
而莫兰的书是怎样的呢？他对所有这些理论都感兴趣，但他的写作，是把所有这些理论都连接起来，并告诉读者：必须凭着复杂性思维，去做这样的连接。
越是到了冷战尾声、欧洲格局剧变时，你越是可以看到莫兰在不断地做“回顾”和“展望”。他显然从“法国思想家”的群体里滑移出去，而更接近阿尔温·托夫勒之类的“未来学家”。他们有大量的话语，都是在“告诉”读者一些事情：现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，思维的改变如何重要，终身教育怎样势在必行。他们都是拈取各种信息、成果，将其串编起来的能手。
但托夫勒更加乐观，他在《未来的冲击》里说：一个瞬息万变的加速时代即将来临，人们必须拿出充分的适应力来。而莫兰一直在说的是：复杂、不确定、生态危机、人类有限……在《地球 祖国》中他像一个演讲者那样说：我们的教育体系没能准备好应对未来。
在“消极”这一点上，莫兰倒是颇具法国思想家的特点的。通过典型的法国思想，我们不是了解到人类做到了什么，而是更多地了解到人类“没能”做到什么。莫兰说：人类一直在寻求确定性、简单性，寻求那些能够解释世界并减轻个人焦虑的框架，于是二元思维大行其道，简化了世界的复杂性。与此同时，学科的细致划分瓦解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力量。在1990年出版的《反思欧洲》里，他先谈历史，说18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，都是“从专业学识出发，研讨评论事关人类、道德、社会、政治的重大原则问题”，而到了20世纪，“由于知识专业化的发展，社会重大原则问题往往被忽视、掩盖和歪曲了。这就使得一个能讨论基本的、重大的原则问题的空间更为必需”。
世纪“老好人”
如果说大思想家们都在向下挖掘，莫兰却更像个巡视人一样，走访各处挖出的矿井，然后把它们标注在一张地图上，再告诉别人：看，它们彼此连接。学科连接是必需的，复杂性思维也是必需的，可是莫兰的局限也正在于，他把复杂性变成了一种价值观：必须“持有”复杂性思维，这似乎就是他带给人的主要教益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莫兰的章节都很短，而无数理性的、正确的态度，输出在字里行间，使人感到他在演讲，在表态，而不是在研究和论述。但中国的知识人倒是会对他感兴趣，因为他们一向喜欢找整体——梁漱溟、钱穆、牟宗三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大家李泽厚，都喜欢谈论整体，从宏观的角度，对诸如儒家、帝制历史、革命之类的概念做“重估”。莫兰的书，会在这方面带给人认知上的舒适，但也仅仅是舒适而已。
莫兰百岁生日时，出版了一本回忆录《一个世纪的人生课》。向他致敬的声音非常多，不过在20世纪巨匠基本凋零的时刻，莫兰更像是作为一个“见证者”而留存，而受到重视。实际上，他的书，很早就像一种“老人写作”了。他总是把一些大的想法搬来搬去，提出人类面临的重重危机，一再地重申“必须如何如何”，并一再地表示，自己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，越来越深刻地感到“人类是一个共同体”。是的，当然，人类是一个共同体，如果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把这一点牢记于心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埃德加·莫兰在5月底以104岁的高龄去世。他是一位和蔼的祖父，一个优秀的演讲者、组织者和激励者，一个写了100多本书来表明他是一个地球上的好人的人。在《人生课》中，他提到，自己在写六卷本《方法》的时候，被知识界的“地头蛇”贬斥为“能力不济或只是启蒙书写手”，他宽宏地说：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总会有人深受误解和诽谤的伤害的……我也曾心怀怨恨过，甚至批评了他们的虚荣心，但我从未攻击过那些曾攻击我的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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